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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雕先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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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原创】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比较  

2014-04-14 10:22:33|  分类: 路线之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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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对中国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研究成为热点。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两者政治制度基本没有可比性,这种不对称比较很难有现实意义。这种认识值得商榷。评估中国道路的普世意义离不开制度比较。
        可比性的前提是比较对象有某种相似性或相同性,但这种相似性或相同性的有无和大小取决于比较的视角和标准。比如,在国家权力的架构、运作方式和运作流程上,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可比性不那么显而易见;在政治制度的功能、产出和绩效上,二者可比性就很高。又如,体现统治职能的主要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低一些;而体现管理职能的体制和机制层面的政治制度,中西方的可比性就相当强。评估中国道路的普世意义,首先要从这些可比性较大的层面和角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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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西方有识之士已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比较。弗兰西斯·福山通过比较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优势,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备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网络上美狗、带路党分子可以任意攻击、污蔑中共就足以说明言论环境的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则认识到:“制度优势可以使得中国迅速凝聚力量解决议题,而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从中国人在中国梦及治理国家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很快达成共识,到埃及、泰国、乌克兰等国民众分裂,国家长期陷入动乱,到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威胁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反对派“国家反对运动”成员大多是郁金香革命中被推翻的前政府成员,他们如果成功进行所谓的“第三次革命”,那么,现政府的成员又要成为反对派,新的反对派也要重新纠集,反对新的政府。结果呢?就是:国家陷入混乱,经济凋敝,民生痛苦。这就是颜色革命的后果,谁也坐不长,永远是你反我,我反你,走入一个死循环。而且凡是实行颜色革命的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走出这样的死循环,现实已经说明了一切。
        不对称比较和对称比较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常见类型,人们更熟悉后者,即同中求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比较政治研究几乎都属于这一类型,比较对象仅限于当时已确立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的那些国家。上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一大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登上历史舞台,比较政治研究开始把重点转向后发国家,甚至把异质性很强的国家都纳入比较范围。异中求同的不对称比较从此更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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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通过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才能从根本上揭示现代化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目标有三个:辨识比较对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追溯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形成的原因,揭示或预测这种相似性和差异性产生什么结果。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可以把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制度因素凸显出来,把两种模式在内涵上的特殊性(如政府的作用)和相似性(如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凸显出来,把两种模式形成和展开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差异性(如先发性和后发性,内源性和外源性)和相同性(如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凸显出来。
        相似性的比较,西方无论是老牌殖民帝国,还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实行上下两院,或参众两院制,而中国实行政协、人大制度,形似而实不似。中国的政协、人大无疑具有更强的民主属性。差异性在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上不同,西方国家采取博傻方式,在两党或多党已经推举出的候选人选择一人,再由其按照竞选中的投入分配政治资源;中国则是依据广泛民主形成的人大决定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并由其在人大选举的范围内确定领导团队。
       至于政府作用和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分经济发展的时期和特定形势。比如,美国是一个全部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吗?显然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后,罗斯福为了振兴经济、增加就业,就把刚刚完工、使用仅三十多年的铁路扒掉,大量的失业工人和一战退伍老兵重新就业,他们有了饭吃,GDP也上去了。中国面临着极为沉重的人口压力,如果限制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完全按照环保排污要求控制工业的发展,像咱们印度三哥那样搞软件承保业务,虽然GDP很干净,但是无法解决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那么,大量的工厂要关掉,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工要失业,社会将陷入动荡。我们的GDP之所以又脏又臭,全是我们自己不控制人口造成的。有人说,中国牺牲弱势群体的收入、幸福和环境养活了全世界,但是,你们应该看到,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养活我们自己,我们造就了严重的人口压力,现在,又在西方国家“人口红利”理论和公知们的忽悠下,废除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我们别无选择!尽管废除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可以给部分人带来一时的快感,但是,我们处于一个自动化、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完全不依靠增加人口来满足劳动力的需求(那是农业社会的人口理论),我们养老应该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来养老,不能依靠多子多福,一对一的农业社会养老模式。如果按照目前人口的增长趋势来看,二十年后,我国农村新增人口将不会再有宅基地、耕地可以分配给他们,人口密度将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水旱灾害将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各种疫情将频繁爆发;我们的粮食将需要大量进口,我们的食品价格完全受国际市场的控制,我们将没有选择地食用高产、低病害的转基因农作物(到那时,任何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于健康的争论都已经没有意义);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白领将没有任何自尊地与浑身汗臭的农民工挤在一起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无论穷人和富人都将真的实现了平等;每年的春节和长假期我们将和我们的印度三哥一样,大量乘坐火车的人只能爬上车顶,要想回家别无选择。不是我吓唬你,这就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幸福生活!当那一天来临时,我们蓦然回首,会发现我们上了别人的当,那些当年给我们提供了“人口红利”理论的西方政治家,我们的那些带路党公知们正在以幸灾乐祸的哂笑。我们积累了六十多年的发展经验,我们自己不犯错误,已经没有人可以遏制我们。但是。。。
        所以,无论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和国情来进行不断的调整。
        尽管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拼命鼓吹要实行完全的自由经济,但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最典范的英国和美国,几乎实行的都是混合所有制、政府配置资源与市场配置资源混合的经济模式,无一例外。
        去年流行一时的“鞋论”是极为正确的,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通过比较有助于在世界范围推动两种模式进行有效的“对话”,一方面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关切得到积极回应,使中国模式获得更加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西方模式这一参照系可以使我们自己更清醒地认清自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同时使我们更全面和正确地看待西方模式的经验教训,从中借鉴有用和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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